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开始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伙伴，但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例至今也未突破过20%的极值限——2010年最高达到19.1%，之后略有下滑，直到2013年9月再次回升到19.0%。

　　“20%魔咒”或许只是一种巧合，但其背后反映的一些共性问题令人深思。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从日本到中国，几乎每一个全球制造业中心发展到巅峰时期，都会遇到“双重压力”：一是随着产业结构和国际经济地位提升，制造业逐步向更高层次发展时，会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发生经贸争端，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日趋频繁便是明证；二是当人力成本、生产成本不断增加后，容易被发展中国家“抢市场”，特别是那些企图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赶超的新兴经济体，如越南、印度等国。

　　这两种压力，对任何一个全球制造业中心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日本、“亚洲四小龙”的选择均是产业转型升级，有的转向发展现代服务业，如中国香港，成为全球最繁华的贸易城市之一；有的则转型不那么成功，如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大笑”还是“微笑”？

　　那么，正处于“双重压力”下的中国，该如何应对？

　　有人说可以向美国学习——扔掉传统制造业，专注发展金融等虚拟经济。但2007年由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最终引发全球金融海啸时，人们不得不反思“美国模式”。 在奥巴马喊出了“回归制造业”的口号后，发达国家纷纷将“再工业化”提上议事日程。

　　这无疑对转型中的中国敲响了警钟。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在多个场合强调，金融应回归实体经济，中国不能丢掉制造业。

　　当人们收住笑容，重新审视雷军与董明珠的那场“约赌”，会发现两位行业领军者早已开启了为中国制造业未来寻路的“破冰战略”。雷军将互联网理念引入制造业，把生产分包给其他公司，自己的公司则轻装上阵，把主要精力放在研发和服务上，试行“无工厂制造”；而董明珠更是在加大研发力度的同时，依然对制造环节非常重视，提出要将“微笑曲线”改为“大笑曲线”。

　　“微笑曲线”理论由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提出，他认为产业链如同微笑嘴型的一条曲线，附加值更多体现在朝上的两端，左边是研发，属于全球性竞争，右边是营销，主要是当地性竞争，而处于中间的制造环节附加值最低。

　　“微笑曲线”理论一问世，就得到了业界认同，可以找到无数验证的案例，但也有其缺陷，甚至日本有学者提出了跟它完全相反的“武藏曲线”。然而，这些理论层面的争执在董明珠看来并不重要，她说：“如果能把‘微笑’反过来变成‘大笑’，不是更好吗？

　　董明珠认为，制造业如果能从创造到营销、再到制造，每个环节都能创造高附加值，难道不值得“大笑”吗？

　　就在“约赌”事件几天后，格力电器对外宣布，其自主研发的 “不用电费的中央空调”——光伏直驱变频离心机荣获“国际领先”认定。董明珠表示，“作为全球****的空调生产企业，格力电器必须承担引领行业发展的重任。”

　 制造业再定义

　　事实上，雷军和董明珠的努力，只是当代制造业转型探索的一个侧影。在发达国家“回归制造业”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转型”的大潮中，每个国家都想找到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秘密，都想在未来制造业中占据有利的位置。

　　欲知未来，先回顾历史。英国作家彼得·马什在其著作《新工业革命》中说，过去两三百年中，全球制造业经历了少量定制、标准化生产、大批量标准化生产和大批量定制四个显著阶段。彼得·马什是英国《金融时报》长期关注制造业的新闻记者。他认为，当前正处于制造业第五个阶段——个性化量产阶段，行业客户和消费者对新产品、优化产品或者不同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促使了制造业正朝着差异化生产的方向迈进。

　　未来的制造业会是什么样子，传统制造业的掌门人都在思考中。

　　“对制造业来说，最重要的只有两个，一是成本，二是新技术。”创维集团总裁杨东文认为，过去30多年，中国很多制造业是以竞品策略为主导，模仿别人的产品。未来，要转型到以消费者体验为导向的策略上来，做彻底的产品主义者。

　　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也认为，传统制造业的模式是以产品为中心，未来制造业需要通过自己的产品找到用户，与用户互动，了解用户的需求，然后确定新品开发，周而复始，用“互联网思维”做制造业。

　　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梁昭贤则建议，制造业要从以价格定义产品为主转向以性能定义产品为主。将“高价高端、中价中端、低价低端”的传统定义，转变为领先创新产品、性能优化产品、技术普及化产品等制造业新内涵。

　　“制造业正在进入一个充满活力的新阶段。”麦肯锡全球经济与技术趋势研究所主任詹姆斯·马尼卡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中产生了新的全球消费群体，全球制造商将有大量机遇和创新空间来应付额外产生的需求，这是未来制造业的机会，同时也是挑战。（支点杂志2014年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