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改革元年，“三期叠加”下经历的经济转型阵痛变得更加突出，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之间的平衡变得更加艰难。日前，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应在保持合理经济增速的情况下，重视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挖掘、创新活力的激发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新常态的具体表现

　　记者：自去年APEC会议上“新常态”一词首次被正式提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对新常态进行了重点阐释，您如何分析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郭田勇：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表现，首先，经济增速放缓，未来下行压力犹存。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客观事实，2014年全年GDP增速为7.4%，虽基本达到增长目标，但低于2013年的7.7%。2007年，中国GDP增速曾达到14.2%，除2010年有所回升，中国经济增速基本延续放缓趋势。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中国经济增长将继续承压。出口受本国控制就较弱，虽然目前美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欧洲国家、日本等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前景依然不明朗，加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口快速恢复的可能性较小。就消费而言，金融危机后，决策层将目光聚焦于提振内需，2011年以后消费对GDP贡献率超过投资。但近十年以来，消费率波动维持在一个百分点以内，可见短期内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很难改变，通过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投资是近年来中国经济最主要的推动力，“4万亿”计划出台后，2009年投资对GDP贡献率达到87.6%，资本形成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达到高点。但随后，社会投资增长开始放慢，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2009年的29.95%下降至2014年的15.7%；同时，投资对GDP拉动作用和贡献率也开始下滑。由于本身存在弊病，投资方式也有待调整。

　　其次，产业结构优化背景下，生产效率降低。过去几十年，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了制造业的繁荣发展，这主要依靠农村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近年来，我国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不断上升，但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的速度明显快于第二产业。当前，中国制造业已趋近饱和，可以预期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仍将继续。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46.1%，第二产业为43.9%，第三产业占比首度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48.2%，高出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一般而言，第二产业生产率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未来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意味着整体生产效率的降低，这也进一步意味着经济增速的下滑。

　　第三，政府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双双上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测算，2009年后，各个部门杠杆率迅速上升，2012年全社会杠杆率达215%，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居民部门和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分别达113%、53%、31%和18%。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快速上升一方面与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制相关；另一方面，我国机械、建材、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大部分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其杠杆率往往较高。

　新常态下经济政策的两难境遇

　　记者：近年来，政府相继出台了一些刺激政策，但收效不够理想，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郭田勇：不难看出，过去两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实际上经历着“经济走弱——出台刺激性政策——经济短暂回升——经济再次走弱”的循环。

　　经济刺激政策乏力究其根源乃是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问题。过去几十年间，我国逐渐形成了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国际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下，短期内出口不能对经济增长形成有效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方面即投资，尤其是在国际经济环境萧条时，加强投资这一经济刺激方式屡试不爽。在过去的一定时期内，投资拉动经济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其弊病也十分明显。

　　首先从投向上看，我国投资主要领域包括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现阶段而言，制造行业和房地产行业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问题。此外，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成本会迅速上升，技术创新步伐跟不上直接会导致制造业要素供给效率和投资效率的降低。房地产行业的风险较之制造业更大，主要原因在于房地产的投资品性质。我国房地产市场自2009年起便开始放缓，2013年下半年起出现量价齐跌的现象。除去上下游行业众多以外，房地产行业风险将直接影响金融业。一方面金融机构有大量资金投向房地产；另一方面企业贷款多数以房地产作为抵押。政府和房地产也通过投资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则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房地产市场下行无疑将恶化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问题则在于民间资本参与过少，虽然中国基础设施具有较大空间，但一味靠地方政府举债来完善基础设施并拉动GDP增长可持续性较弱，尤其目前地方政府风险已显著升高。

　　其次从投资主体看，我国投资主要由政府主导。有些地方政府热衷于投资大项目、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甚至面子工程；这些项目往往经济效益低下，且隐含风险较高，又对市场上其他经济主体形成了较高的挤出效应。政府在主导投资过程中形成的各类显性和隐性债务积重难返，实质上不可持续。

　　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经济“托底”必然依赖于政策支持。去年一季度GDP增速下滑超出预期，市场上不乏“全面降准、降息”的呼声。此前政府明确表态不会采取大规模刺激经济的政策，坚持不扩大财政赤字、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的政策基调。在经济下行趋势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去年第二季度，政府围绕着“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进行了政策创新。以“微刺激”政策为例，其涵盖棚户区改造、中西部铁路建设、营改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稳定外贸以及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等领域政策；此外，央行连续三次实施了定向降准的货币政策。依我看，不论是微刺激政策还是定向降准政策，意在对经济中不同部门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以部分经济部门增速增加弥补其他部门增速放缓，从而达到结构调整的目的。

　　就短期政策效果来看，在微刺激和定向降准政策下，2014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有所好转。例如，2014年二季度基础建设投资增速从2014年一季度的20.9%上升至23.7%，2014年6月铁路相关投资增速明显。但是，第三季度经济数据仍显疲软之势，GDP增速、固定投资增速、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继续走弱。这也是为何央行推出930房贷新政，并于2014年11月央行实施全面、非对称性降息政策。总体而言，经济增长潜力需要靠结构优化和长期改革来释放，短期政策主要作用是防止经济硬着陆。

　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记者：正如您前面所分析的，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国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逐步累积形成深层矛盾和结构失衡，决定了近年减速调整的客观必然性。那么，下一步怎样走出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紧”又不能“松”的两难困境？

　　郭田勇：政府应采取标本兼治的“两手对策”，使短中长期政策相结合。一方面要采取稳健灵活的短期政策，保证一定经济增速，防止宏观经济发生严重通胀或经济崩盘；另一方面则要解决经济长期发展问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优化，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

　　短期政策主要用于熨平短期经济的大幅波动，比如，短期内经济下滑过快并严重影响增长质量时宜积极采用短期政策。短期政策的目的是“托底”而非“推高”。此外，短期政策应当配合经济深化改革等长期政策，包括两点内涵。一方面，短期政策应注重灵活性，不宜过于宽泛，应注意适用方向和规模，从而和长期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另一方面，中长期经济政策往往对GDP增速等短期目标助力较少，短期政策则可以补充长期政策在短期内对经济进行调整，以达到稳定经济增速和市场情绪等目的。

　　2015年，中国经济仍有一定下行压力，宏观政策应在短期刺激和长期改革间平衡兼顾，避免强刺激或者全面刺激。换而言之，货币和财政政策应继续保持稳中偏松的态势，刺激政策亦不宜全面升级。

　　中长期政策应从经济体制入手解决结构失衡、制度扭曲等长期问题，主要方法是推进市场化改革和体制创新。应厘清对消费和投资的认识。扩大内需这一经济增长药方提出后，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在于投资过多而消费过少，因此经济增长应摆脱对投资的依赖，转向消费主导。事实上，一方面消费与收入增长紧密相关，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仍然受到投资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储蓄倾向偏高，通过税收或利率降低对消费提高的影响力较低，消费受政策控制的程度较弱。当然，中国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仍有巨大消费潜力尚未释放；可以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调整收入分配体系等长期措施促进国内消费，推动消费增长和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

　　我认为，加强市场主导，调动市场主体活力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应有之义。首先，政府应清晰界定公共部门项目，将投资范围收缩至与民生密切相关、投资期长、回报率低的项目上。其次，政府应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简政放权（尤其是针对民营企业、服务业企业）促进私人部门的投资动力，甚至可鼓励私人资本进入某些公共服务领域。第三，应通过完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及其他完善制度环境的措施保护民间资本，进一步鼓励民间资本主导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同时，要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其主要目的是畅通融资渠道，清除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障碍，从而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释放投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