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特点

　　不仅宣告了“2013年中国崩溃论”的失败，同时也没有出现持续性的反弹

　　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基本上延续了2012年“底部波动”、“复苏乏力”的局面，宏观经济景气状况相对稳定。与其他年份相比，2013年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关注：

　　从短期经济运行和发展趋势来看，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表现不仅宣告了全球悲观主义者所持的“2013年中国崩溃论”的失败，同时也没有证明乐观主义者在2012年底所持的“中国周期逆转论”。中国宏观经济一方面没有出现系统性风险全面爆发、经济增长直线下滑的局面，但同时也没有在反周期的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出现持续性的反弹。这种底部小幅波动的宏观状况有利于大改革的推出。

　　出口在发达国家经济小幅改善和新兴经济体持续恶化的双重作用下，呈现出“前弱后稳”、“持续低迷”的态势，外部不平衡的逆转幅度有所减弱，但外需对于GDP的贡献依然为负。世界不平衡的持续逆转对中国结构调整带来的压力依然较为明显。

　　消费扩张并没有如政策承诺那样取得收效，相反，落实“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四风整顿”等的持续开展以及收入增速的明显回落直接导致2013年消费疲软，增速回落幅度较大。中国并没有从危机前的“出口-投资驱动型模式”转向“消费-内需驱动型模式”，而是向“信贷-投资驱动型模式”转变，内需的稳定依赖于信贷与投资的扩张，可持续性进一步弱化。

　　供给结构出现明显的变化。第三产业的持续扩张是2013年宏观经济稳定的核心，其对GDP增长的贡献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贡献率接近50%，并使2013年就业状况出现超预期的反弹；第二产业的复苏依然受到产能过剩、需求下滑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但低迷的状态有明显的改善；第一产业增速的明显回落是2013年值得高度重视的事件。在蔬菜价格以及肉禽价格持续上扬的带动下，中国CPI的回升证实了第一产业供给滑坡带来的宏观冲击不容忽视。

　　从中期来看，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宣告了中国传统的“出口-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深层次的“产能过剩”、“流动性泛滥”、“金融扭曲”、“地方政府债务”以及“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不仅没有在局部改革和短期管制下有所缓和，反而在传统利益格局和权力体系的作用下不断恶化。产能利用率的持续低迷以及“钱荒”问题的出现，说明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次资源错配与体制扭曲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其带来风险积累已达到新的临界点，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传统局部调整模式难以化解这些深层次的系统问题，新的历史时期需要中国启动系统性的全面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顺应这种历史性的要求，揭开了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核心问题，以“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为方法，以成立“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为核心实施保障的全面改革。这些改革必将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机制以及宏观经济的走势产生基础性的作用。

　　2014年将是近20年来政治、社会、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

　　中国经济大改革与大转型，中国政策再定位与政策转型，世界经济大调整与大过渡

　　2014年将是中国全面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行结构性改革的第一年。因此，2014年将是近20年来政治、社会、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

　　大改革在本质上是一场全面的政治运动，是在经济基础发展的推动下上层建筑的变革与重构。改革不仅是政治调整的产物，同时也是新政治开启的手段和促推剂。大改革要得到顺利、全面的推行，就必须打破传统利益格局，削弱传统政治势力，瓦解反改革联盟，凝聚大改革所必需的政治力量。因此，三中全会后，包括“反腐倡廉”、“八项规定”、“群众路线”、“四风整顿”等政治运动必将持续深入地展开。而这些运动持续深入展开一方面将引发政治图景的重构，引发利益集团的冲突，打破既有的政治社会运行模式，另一方面又会产生强烈的经济外溢效应，特别是对于政府消费与政府投资的影响尤为突出。

　　大改革在本质上又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它不仅改变了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关系，也改变了社会互动的关系。三中全会公布改革决议之后引发了社会的大讨论，必将引发社会预期的重构和社会信心的调整。不同群体对于三中全会决议的不同解读对于社会的冲击在短期依然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

　　大改革在本质上也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与经济利益的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财税体系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金融改革深化、社会福利体系的全面重构都会对现有的资源配置模式带来根本性的冲击，短期的“创造性破坏效应”依然较为明显。改革带来的投资空间的释放以及市场信心的重振在短期依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2014年也是中国政策再定位与政策转型之间的冲突最为强烈的一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虽然在名义上将与2013年保持一致，但大改革却使2014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大改革的开启要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按照新机制来实施，以摆脱信贷—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困境，使2008年到现在所实施的各项反周期政策回归到常态。例如，金融改革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强化要求大规模回收流动性以治理流动性泛滥带来的各种问题，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财税体系的改革要求全面约束地方政府GDP政绩工程竞争、投资冲动、大幅度扩张债务等行为模式，全面降低中央预算财政赤字和地方隐性财政赤字的规模；但另一方面大改革的顺利推行又需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这要求调控当局必须灵活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来对冲大改革带来的各项震荡，以避免经济的过度波动。这两方面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将偏离2013年的定位，出现相机抉择较强、变动幅度较大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