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安邦智库对2018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革大趋势，以及国际政经形势做出的22个重要预判。

01.预计2018中国经济增长率6.5%

按照中国宏观经济的线性逻辑来评估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很显然主要数据的曲线和影响都是向下的，只有少部分数据的曲线和影响是向上的。

从世界市场的竞争角度来看，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也不乐观，中国商品及服务在世界市场面临着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和障碍，世界各国的保守主义浪潮，正在以前所未有之势，冲击中国经济。

同时，中国的生态环保压力以及以往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增长因素，如无效GDP，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逐渐被剔除，这些因素均将导致201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低于2017年。

安邦咨询的预估与2017年岁末多次发表过的评估结果一致，并无任何修正，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预估为6.5%。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评估结果是在线性基础上做出的评估，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因应当期经济的形势及时做出调整和政策改变，均将在一定程度修正经济增长率的数据，因此2018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实际在当期还会存在若干不确定和变数。

02.将实施积极的债务扩张政策

面对当前和今后的国内外形势，安邦咨询认为，中国维持稳健的经济增长和其他发展目标并不能在一种线性基础上考量，而应该结合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和问题，结合世界经济形势来判断。

要解决这些严肃的挑战和问题，让经济体维持一定的动能恐怕是必须的，这就要求中国需要显著地扩大发债，通过债务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多元目标。

中国实行积极债务扩张政策的主要原因和理由包括：
（1）需要应对美国大力度税改政策的影响，维持中国的财政稳定。
（2）需要活化实体经济，需要制造出一个需求更加畅旺的国内市场，需要新的资本投入。
（3）中国政府目前还有适度的空间来扩张债务，而当前资本过剩的环境提供了足够的资金。
（4）中国调整结构、实现经济转型需要有时间窗口。
（5）中国需要避免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滑。
（6）中国在十九大有很多政治目标、社会目标以及国际战略，都需要很多钱来实现。
要解决这些问题，扩大债务可能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显然，支持增加债务的理由还有很多，虽然限制条件也很明显，但就形势论形势，现在开始策动和考虑规模超过“4万亿”的大规模刺激方案，恐怕也是中国现实的需要。大致估计，未来3年至5年，中国可能需要30万亿以上至50万亿的增债规模才会有效。

至于资本投资方向，不应继续增加在基础设施的投资，无论是效率还是未来负债，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磅”，都存在着问题，比较理想的投资方向，应该是实体经济减成本、增实力的方向，如：基金。还有军民融合、战略新兴产业、乡土产业、生态环保产业、中国年轻人很擅长的消费科技、“银发产业”以及雄安新区的建设等等。

这不见得是最优方案，但可能是让中国摆脱潜在经济困局最可行的、有力的举措。

03.中国经济竞争力呈现下降趋势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具有周期性特点，一个上升轨道连结一个下降轨道，这就构成为一个周期。就此而言，“未来会有一个新周期”也没错，因为一个周期一定会连接着一个周期，但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开始步入一个下降轨道，而不是持续的上升。

从趋势的角度来看，中国竞争力呈现的是一种下降的趋势，今后的中国经济增长是一种修正阶段的增长形态，各种非理性增长因素，无效GDP成分会得到修正，逐渐从经济增长队列中被挤出。

这一过程当然是有代价的，其成本尚不可全面评估，但中国以往GDP增长中的有效GDP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高，这一点无疑是肯定的。

就此而言，有两种现象值得重视：
第一，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各种担忧似乎有些过分，因为中国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第二，中国自身对于中国实力整体过于乐观的估计，也值得再认识。
作为13亿人口的一个大国市场，其世界影响力肯定是存在的，但中国的竞争力正处于下降和修正的轨道之上，而非持续的上升，这一点需要警惕，否则分岐化的判断甚至猜测将导致自相矛盾的政策效果。

04.将继续压缩产能、解决过剩

我们预估，2018年中国还会继续压缩产能，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且解决过剩。

从某种意义上说，压缩产能也是一种去杠杆，但实际二者今后将有所分歧。中国政府在去杠杆的问题上保持谨慎态度，这是因为要确保经济稳定，不能出现失速的状态，可能作为调控手段会出现加杠杆的情况。

而去产能，主要是与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有关，否则进口还会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压力更大。

此外，压缩产能还会减少西方对中国的影响。

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从趋势上看，中国经济政策的大目标出现了巨大的调整，由外向内。中国今后经济政策的重点是国内市场，政策方向上强调的也是国内市场。

05.政府将重组社会组织系统

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从观察来看，现在正处于这一历史时期的初期阶段，反腐败就是这一历史阶段的一个外部特征和发展证据。

随着这一时期的进程延续，今后中国将会进入到一个社会组织系统重组和重建的阶段，各类社会组织将会全面深化和建设。而目前各类社会组织系统尚处于无序的状态，并未得到统一而有效的重建。

就商业活动而言，各类协会组织将有可能进一步实体化，这将会涉及任命权、审批权、资源分配权等重要的组织资源。

这类组织系统的重建，实际是政府平抑互联网影响和冲击的重要进程和治理步骤，中国政府将会日益重视各类社会组织的建设，这是必然的一种趋势。

06.财团经济可能得到采纳和推行

财团经济有可能得到采纳和推行，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理解上的各种混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对于财团的传统认识以及将财团与财团经济混为一谈。

事实上，财团从来都是政府间接控制市场的工具。尤其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业，这是一种需要巨人的行业，而财团可以充当有效的角色。

而中国未来的问题，在于财团的实现路径。

有关混改的政策文件指出，要立足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结合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现状和需要，根据主营业务和核心业务范围，将国有企业界定为商业类和公益类。
商业类国有企业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目标。

公益类国有企业则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必要的产品或服务价格可以由政府调控。
我们认为，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能力。

现在的混改实际上为财团经济提供了一种实现路径。对于商业类的国有企业，可以“搭船”出海；对于公益类国有企业，有利于引入市场机制，总体上实现“国有+”或是“民营+”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形态，让中国企业强身健体。

中国改革以来的政策实践表明，一项好的政策，仅靠理论号召和行政命令是不行的，还是要做基于效率的考虑，利用市场的原生动力加以驱动，才能有效取得实践成果。

07.民营企业面临巨大挑战

民营企业在中国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压力，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民营企业家自身的问题，也有社会发展阶段的原因。

未来，民营企业家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
（1）金融资源的限制；
（2）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适应；
（3）劳动力资源的紧张；
（4）法律的完善滞后于发展的需要；
（5）资源利用的许可；
（6）资源分配的调控；
（7）混改。
民营企业家必须要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强力竞争，部分民营企业可能出现“散户”化和“个体”化的趋势，实体企业在事实上转化个人投资者。

08.再私有化和再国有化

中国目前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再私有化和再国有化，双轨前进。

很滥的国有企业通过私有化实现扩张；需要政策大力支持的民营企业，则通过引入国有资本，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国有化。

需要竞争和积极性的国有企业是在再私有化的问题；不赚钱但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民营企业是通过再国有化，解决养起来的问题。

09.大量发债无法避免

毫无疑问，中国存在债务问题，外部世界通常以债务为标准衡量经济体的健康水平，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大为堪忧。实际中国经济的确存在大量债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上升的速度很快。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居民负债，成为中国债务领域的三大负债隐患。

中国社会发展的大目标如果是确定的，那么为了均衡的实现，政府主导就是必须的，而政府财政资源有限，筹集资金就必须依靠大量发债，这是原因之一。

再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回收货币流通量，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既然大家不愿意花钱，政府就来帮助你花钱。

10.外资在中国将出现分化

回顾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对待外资的第一个阶段基本是以最优厚的条件来吸引外资；第二个阶段强调“利用好”外资；第三个阶段是“让你发财”，这个阶段中国已建立起对自身市场规模的自信，如果说不是过度自信的话。

至于今后，预估来到中国发展的外资将会出现分化，这种分化将会表现在产业门类，也会表现在其他方面。世界金融资本将会在一定程度和一定阶段“看好”中国市场，因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产业转型中明显具有服务业的吸引力。

世界上其他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产业和企业，也会看到中国市场具有“投资特权化”的倾向，因此也会积极介入中国市场，当然这不会是普遍意义上的外资。

11.税收政策或将摇摆不定

债务增长本身就证明政府财政资源的紧张，社会大目标的实现将会导致这种财政资源的紧张更为加剧，因此财政收支恶化的风险隐约可见。要解决这种系统风险，方法通常有两个，一个是通过加税让税收大幅增长，一个是经济活力释放，税收自然增加。

目前由于世界经济的竞争形势已然成形，尤其是美国的税改打开了世界各国减税的竞赛大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加税虽然有冲动，但却无法拿得出手。

至于经济活力的释放，这要求进一步扩大自由竞争，进一步提升市场化的水平，与现行社会大目标并不一致。所以，现在的中国税收政策实际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摇摆状态。

无论是房地产税，还是其他制度性的税改，甚至分税制的调整，关键问题都是这种摇摆的税收政策造成的不稳定。

换句话说，中国目前的税收体制和税收政策尚处于一种乐观情绪的控制之下，一旦形势恶化，财政收支恶化的风险更为加剧，则税收政策方面的摇摆将会转而变得坚定不移。

12.抵制奢侈品消费或成主流话语

中国现在面临着矛盾的情形，经济增长需要消费，但社会大目标的实现也提供了反消费的需要，因为这个社会大目标是以贫富均衡为衡量，奢侈的消费只会夸耀富裕，不会有助于社会大目标的实现。

所以，中国政策对于消费，尤其是奢侈品消费的抵制，会渐渐变为主流话语。

此外，消费品尤其是奢侈品消费需要大量进口，需要更多外汇，在人民币汇率趋于贬值的条件下，这是很难获得政策支持的。因此未来在反消费的趋势下，反对“腐朽”生活的话题可能再度出现。

13.个体效率不等于宏观效率

一枝独秀的产业，一枝独秀的企业，在中国是否存在呢？肯定存在！很多人将此视为一种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中国经济的兴旺和乐观。不过令人遗憾的事实在于，个体的高效并不能反映和证明整体的高效。这种“一枝独秀”恰恰是缺陷而非成就。

任何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尤其是中国这种大国经济，必须在非常多的领域保持高效才能转化为整体上的高效，否则仅仅是数个领域的个体增长很难支撑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

14.货币投放不一定导致通胀

在西方各国实行QE以来，中国央行也动用了大量货币工具，投入了一定规模货币量，但这种货币投放并未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大多数使用QE工具的国家也未发生通货膨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实际其原理在《颠覆世界的城市化》（陈功，2015年）一书中已经清楚讲明，就是货币转化成了产能，产能压低了价格。

那么，随着中国奔向社会发展的更大目标，债务以及债券都会有更大规模的膨胀，这种情况下是否会产生通货膨胀？

答案同样是不一定。

这种情况的出现倒不一定是央行通过各种工具进行平抑，结果导致了通货膨胀没有发作，真正具有极大抑制作用的是，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关系。

如果中国市场逐渐“由外转内”，注重内需市场，从一个向外倾销的“世界工厂”变成一个向内的超大型消费市场，那么通货膨胀的发生几率会改变，通胀发生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

之所以对通货膨胀发生有一定的保留，关键在于“由外转内”的中国经济，通胀是由外部因素导致的。如果一方面发钞，一方面又不注重控制进口，一旦汇率价差映射到了商品价差上，通胀就会伴随商品而输入，这时才会出现通胀。

所以，如果中国进一步扩大货币规模，可以预料今后政策最为强调的就是防止通胀情况的出现。

货币扩张的条件下，通胀是外部性的，这一点影响很大，因为要防止这一情况的出现，“进口从紧”就会发生。

15.全球将进入贸易保护新时代

如果评价欧盟与美国，美国的贸易保护相对来讲比较低，欧盟的贸易保护倾向其实更严重，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一旦统一步骤就会发现欧盟的贸易保护比美国的更厉害。

欧盟与美国的区别在于，美国的贸易保护在明处，体现在法律和法规之上；欧盟的贸易保护往往是在暗处，隐藏在文化与传统的背后。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成为总统之后，“美国第一”以及“美国强大”的口号落在了实处，尤其是税改，大力吸引美国制造业资本回流，再加上对移民政策的修正，还有大砍联合国经费等措施，在事实上引导全球开始进入了一个贸易保护的新时代。

这是现实。

问题在于，贸易保护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如果你不对等采取措施，就等于为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买单”。这是一种经济海啸，也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旦形成，就势不可挡。

所以，未来世界各国都会由开放的自由市场转而倾向保守，世界各国都会倾向贸易保护，这是未来的大潮流。

不过，这样的潮流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不惜代价生产所造成的。这种过度生产，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兴起，创造无与伦比的乐土，无法令人忽视。

16.宏观负债决定人民币贬值

人民币汇率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重要经济标志，众多政策走向都与人民币汇率紧密相关。我们所言及的人民币汇率贬值趋势是指的远期，不是指的当期或短期的人民币汇率。

对于短期的人民币汇率，市场上有很多干预手段，可以人为修正汇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央行都会这样做。

对于人民币汇率而言，问题在于，长期趋势怎么办？信息分析上的趋势主要是指时间轴上的可见动向，在分析方法上是信息变动的一个横断面观察。

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是如此，时间轴如果被拉长，中国经济体的实际宏观负债就决定了人民币将贬值。其他技术性的工具手段甚至净出口的影响，都不是很大。

净出口，完全可能因管制而实现，但这种情况下，无法因为净出口而认为人民币汇率将是坚挺的，经济体内在的原因还是在趋势问题上起决定性作用的。

而经济体的内在因素中，债务的上升无疑是肯定的，而且今后规模可能越来越大，因此人民币汇率的起伏，虽然情况纷杂，因素多变，但主要看债务。

17.财政刺激方案代替土地经济

如果要实现“房子是用来住”的大目标，同时又不会引发巨大的冲击和震动，那么只有靠“钱”来解决问题了。

我们提出30万亿到50万亿的财政刺激方案，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考虑用财政方案以及各种基金取而代之土地经济。拿钱开路，拿钱来填窟窿，否则一定会震动和冲击。银行、地方政府、债务、资产价格暴跌……这一切的影响都不会很小，只有用钱来解决。

事实上，总结中国以往的政策成败经验，其中的一个重要经验是，政策操作放在需求端，影响最小，效果****。

打压房地产用了这么多办法，消耗了这么多国家资源，效果却不尽人意，市场内不买账，老百姓不买账，开发商也不买账。但如果明确、清晰地将政策放在需求端，提供大量房子租赁，租金价格很便宜，房子住起来很舒服，租约稳定，那还有什么买房子的需要？

当然，这就是一个钱的问题。

18.中国的科技创新拥有巨大市场

从历史的长周期分析角度看，创新科技不一定有利于一个国家，但却一定有利于一个时代。

从中国未来的经济趋势看，有两个原因将有利于中国未来的市场创新科技活动：
第一个，市场规模。只要市场规模足够大，不是那么技术的技术也能产生很大的技术效益。这将明显激励中国的“点子文化”，鼓励市场科技的创新活动。

第二个，从货币刺激的角度看，今后也适合市场科技的创新活动。钱多，但又不知道去哪里合适，找到一个“好点子”就是必须的。
市场科技的创新总是围绕市场、围绕消费而产生，其实就是换个新方式让你花钱更方便、更好玩。这样的市场科技创新也是一种创新，与过去金融界在信用卡上的创新完全一样，有利于刺激消费，也有利于制造风险。

中国最缺少的是生产活动和生产效率方面的科技创新，尤其是原创性创新，目前看到的大都是消费领域的创新，生产领域的创新科技活动还相对比较少。所以今后的中国，创新活动的科技导向似乎正在决定，中国的科技创新可以拥有一个巨大的市场，但却不一定能够拥有一个时代。

19.中国将不再有中产阶级

中国今后很难有真正的中产阶级存在，主要原因是两个：
一是成本的高涨将迅速吞噬掉财富和资产，中产阶级徒有概念但无其实质，其资产处于危险之中。

二是技术贵族在撕裂中国的中产阶级，这实际是一种分化，部分中产阶级因为掌握有独特的技术和创新能力，拥有一种资源稀缺性，导致他们的收入大大高于一般人，成为技术贵族。
至于普通的中产阶级，实际上他们因社会综合成本上涨的速度，远超其收入上涨的速度，而不复存在。

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并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社会普遍的居民负债证明了这一点。而中产阶级的消失所导致的“社会稳定器”的消失，这一问题深为值得警惕，这是今后中国的大问题。

社会在互联网的推动下表现极端化，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在背后都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内涵。

20.世界将进入大危机时代

这一论断当然与现在的各类乐观预期有着巨大的背离，但绝非耸人听闻。

大危机时代的原理和逻辑是，世界的保守主义潮流将造成成本的上升，资本对于成本高度敏感，成本一上升，资本就疯狂，资本一疯狂，大危机就爆发。

这样的逻辑是否符合我们的预测和判断当然“有待观察”，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所经历的保守主义时代都不是好的时代，历史上的保守主义时代，从来都是大危机时代！

21.过度生产将导致世界危机

长久以来，过度生产被视为是一种进步，有本事生产出来，什么东西都拿来投入进行大批量生产，都是“白菜价”，这就是过度生产，实际是一种生产超限战。

过度生产虽然利润微薄，但由于规模大也可以积累起庞大的资本，拥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而这种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市场影响力往往又容易被乐观估计，以为是一种世界市场上的支配性影响力，实际问题不是这样的。

过度生产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导致了贫富差异过大，导致了各种社会不稳定，导致了综合成本的过快上升。更麻烦的是，过度生产还会影响到全球市场关系，影响到世界市场各国之间的竞争关系。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从事过度生产，包括印度、东南亚甚至东欧，打着“学习中国”的旗号与中国竞争，同时使得世界的过度生产问题更加趋于严重。

大家都搞生产超限战，什么都不顾了，赚钱要紧，尽量的倾销，能卖多少是多少！这样一来，世界整体的关系平衡就要被打破，政治精英和政治倾向失去了平衡，大家都乱了方寸，顾此失彼。

穷的变成了富的，富的似乎变穷了；更大的事情没人管了，自然环保和生态，受到严重冲击和影响；各国财政吃紧，越来越倾向于走极端，资本界的保守和谨慎原则被抛弃，凡此种种，都会招致反弹，其结果就是世界各国的保守主义盛行，逆全球化现象普遍出现，债务堆积。

现在的世界就处于过度生产的状态，这是资本过剩推动的一种结果。现在还看不到问题解决的出口，但它不是不可知的事务，未来经济研究必然会另搞一套体系，形成新的经济认识。

22.中国东南沿海或将陷入困境

十九大确立的社会发展大目标，重点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了注重社会均衡。经济增长不再是最为优先的目标，生态均衡、贫富均衡、外交均衡、效率与公平的均衡等等，这些均衡关系是最重要的方向。

从这些均衡关系的方向来看，重商主义的时代接近结束了，经济学家的时代接近结束了。

受这种政策方向转变影响****的是，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广东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他们在社会转型道路上的压力****。因为社会发展目标与它们原来的发展模式差异非常大，适应起来更加艰难，说服难度大，转型成本更高。

十九大只是建立了一个发展框架，确定了方向，属于上层建筑的范围，经济基础是否能够跟得上，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考验的关键点是东南沿海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这些东南沿海的省市顺利过关了，社会稳定，经济稳定，则十九大的社会大目标就意味着获得了成功实践。